（情景再现）飞鸽自行车组装车间

范旭东与永利碱厂

天津长芦盐场

杨柳青年画《出嘉峪关》

600多年前，天津因河海而兴。在水的滋养下，这座城成为一颗工商业的璀璨明珠。它的工商文化，是运河码头旁清脆的算盘珠声，是机器轰鸣中革新的呐喊，是三岔河口上漕船的桨影，更是绅商血脉里流淌的诚信与开拓。

让我们穿越时空，破解这座城市的工商业密码。

河海淬炼的工商基因

秋高气爽，长芦盐场吸引着八方宾客。今天，这百里盐滩不仅是景区，而且依然承担着全国四分之一的海盐产量。

自春秋以来，中国一直实行盐业专卖制度。盐不仅是百姓灶台上不可或缺的咸鲜滋味，更充盈着皇朝国库，汇聚着商贾财富。

清乾隆年间的《潞河督运图》中，就有海河东岸开春坨（即堆盐坨）的场景。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陈克介绍：“天津的沿海地带阳光足，风大雨水少，晒出来的盐质量特别高。在康熙年间，芦台场这一带已经普遍采用晒盐技术，盐的产量高，质量好。加上河运便利，天津由此成为盐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中心。”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任吉东补充道：“天津是河海货物交卸的中转站，建有很多仓库。比如北仓、南仓，就是元代时建立的国家仓库，储存在此的货物可直通北京通州。盐业的兴盛，让物流、人流、商流逐渐集中过来，促进了天津城市商业的繁荣。”

盐业的繁盛迎来了天津的百业兴旺：卞家创办的隆顺榕药庄，坚持药材必选道地、炮制必遵古法的原则，以诚信赢得卫药魁首地位；穆家开办的正兴德茶庄，以货采源头、薄利多销为核心理念声名远播；大盐商查日乾兴建水西庄，长芦盐政创办北洋女医学堂，张伯苓、严修兴办南开系列学校，这些秉持儒家思想和中华传统美德的津商，构建起天津“崇信重义”的工商文化底色，也成为津商继往开来的传承精髓。

津沽大地唤起的工业觉醒

泰安道上，拂过百年尘埃的开滦矿务局大楼巍然屹立。它建成于1921年，是天津市两千多栋小洋楼中，单体面积最大的一个。

巨大的石柱撑起了岁月的厚重：1860年天津开埠，此后，英、法、意等九国陆续沿海河划定租界，设立码头，开设洋行。面对风雨飘摇的局面，清政府决定开展洋务运动，旨在引进西方技术，实现军事强盛和经济富足。支持北洋水师、天津机器局等军事工业发展，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煤炭资源。

在开滦矿务局大楼内，展厅讲解员张慧向游客娓娓道来：“‌1876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报清廷，筹集了120万两的资本银，创办了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地址位于河北滦县开平一带。当时开平煤矿引进了西方先进技术，建立起中国首个机械化采煤矿井，最高年产量达136万吨。后来修建了中国首条准轨铁路——唐胥铁路，而后又延长修建了津山铁路，通过火车和轮船运输煤炭。老龙头火车站就在海河边，近代工业文明的种子，就在海河沿线开始萌芽了。”

民族工业的火种就此点燃。1914年，一位叫做范旭东的年轻人，对欧洲垄断的盐碱制造业发起挑战。

天津档案馆宣传部的一级主任科员孙穗介绍：“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古法制盐，氯化钠含量不到50%，而当时欧洲的规定是：食用盐的氯化钠含量要高于95%……当时欧洲的媒体，耻笑我们是吃土的民族。”

范旭东在欧洲考察后，决定在盐碱资源丰富的天津创办久大精盐公司，这也成为范旭东实业救国的起点。久大公司生产出的高质量精盐，一举填补了中国精盐生产的空白。

为了打破欧洲企业对制碱的垄断，3年后，范旭东又创办了永利碱厂，研制纯碱。他先后聘请了李烛尘、侯德榜，经过无数次实验和探索，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袋、纯度高达99%并远超欧洲产品的“红三角”牌纯碱。1926年，“红三角”纯碱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斩获金质奖，也掀开了世界化工史的新篇章。

此后，范旭东等三人共同创办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南京建立中国最早的化肥厂——永利铔厂，生产化工业必要的酸原料，完善了中国化工生产链条。“永久黄”（即永利碱厂、久大精盐公司、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的合称）创造的一个个工业奇迹，代表的正是天津实业家敢为人先、实业报国的精神。

到20世纪30年代，天津已经拥有各类工厂1200多家，20万产业工人，工厂总数和投资规模位居全国第二。

同时，解放北路上的银行家，也用一场场商战，筑起金融主权的长城。合称“北四行”的盐业、金城、中南和大陆四家中资银行，通过联营形成金融合力，打破外资银行垄断。津商爱国、敬业、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是民族工业奋起的动力，也是工商精神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的“鸵鸟牌”墨水、“海鸥”牌收音机、“长城”牌电视、“抵羊牌”毛线等名牌产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其中，“飞鸽”牌自行车最为家喻户晓。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就已经开始有自行车制作工厂存在，它们均为外资所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天津机器厂，半个月后就恢复了生产。并入机器厂的自行车制造工业成为飞鸽自行车的前身。全厂从300多名职工中，挑选出的20余位业务能手组成突击队，硬是用榔头敲打出中国第一辆国产自行车。

1950年7月5日，10辆样车制造完成。工人们骑上样车负重200斤，往返于天津市区和塘沽之间，车辆安然无恙运行良好，人们给自行车取了个好听的名字——“飞鸽”。自此，新中国的第一批自行车诞生了。到1988年，全市自行车产量近700万辆，“飞鸽”占比近99%，产量高居中国第一。1989年，一对“飞鸽”情侣自行车作为国礼，赠送给时任美国总统布什和夫人。

作为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这里还诞生了新中国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块手表、第一架照相机、第一辆吉普车。从化工到电子，从机械到交通，这座城市的工厂车间里，涌动着中国制造的血脉基因，也印证着天津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工商文化。

顺应时代的同频共振

天津杨柳青是著名的年画之乡。在一组新疆风景的年画背后，藏着一段传奇故事：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为维护边疆而西征，一支特殊的队伍追随而行。这些来自天津杨柳青的商人，给西北带去了大量的商品，其中就包括杨柳青年画。

天津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任吉东讲道：“为了顺应西北市场，聪明的杨柳青人改良创作出西北风格的杨柳青年画。那时候三千货郎满天山，当地甚至有一条路叫天津街，可以说把内地众多文化都带到了新疆。”

这场被称为“赶大营”的壮举，也彰显出天津商帮与时代共振、敢为天下先的拓荒基因。

21世纪，天津开拓的脚步，迈向更辽阔的舞台，2008年，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在红海之滨奠基。津商的拓荒精神，化作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注脚。2016年起，天津在泰国、哈萨克斯坦等20多个国家建立起鲁班工坊，将中国制造的经验，写入“一带一路”的协作篇章。

新时代，天津凭借完整的工业体系，以智能科技为牵引，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外资与本土企业革新共振，从信创产业到合成生物，从航空航天到5G智慧码头，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新的行业延续。随着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重塑消费版图，金街、意风区、五大道等百年商圈焕发新颜；高端品牌与老字号店铺比邻而居，历史街区涌动着全球时尚的潮汐。

天津档案馆编辑研究部四级调研员吉朋辉总结说：“天津商人能把握住时代的脉搏，他们的眼光很超前，能够看到所在行业的潜力。科研精神和爱国情怀联系起来，与时俱进的开创精神，这些都比较有典型性。”

从赶大营商队穿越戈壁的驼铃，到“一带一路”巨轮破浪的汽笛，从民族工商业的商业突围，到实验室纳米科技的锋芒，崇信重义、爱国图强、融汇创新的津商风骨，始终深植于天津这座工商之城的肌理之中——既承续着往昔的坚韧，更勃发着迈向未来的蓬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