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上世纪30年代的叶公超

著名学者、文学批评家、文艺心理学家叶公超（1904—1981）是从天津出发，走向世界并蜚声文坛的。

叶公超，名崇智，字公超。其先世源出浙江余姚，祖上于广东做官，落籍番禺。出生于江西九江的叶公超，因父母早逝，自幼在叔父叶恭绰（1881—1968）身边长大。1917年初，他考入天津南开学校补习班，半年后正式入学。“因为在家塾里已读过几年英文，周末常到青年会去看英文刊物”（叶公超语）。五四运动爆发后，南开学校率先响应，叶公超也投入爱国运动中，成为“南开救国十人团”成员，向民众演讲救国的道理。1920年毕业前夕，作为“三年三组”的学生叶崇智，在印有“天津南开学校”的稿纸上写下作文《自振》，回忆了父亲对他的期许和母亲病逝前对他这个三岁小儿的不舍：

余幼失怙恃，人闻者恒怜吾，而言吾命之薄，缘之悭，而余则否焉。盖人之成伟大者，非安逸傥然而成之也，非特他势而成之也。是必出于万难之中，而投于怆痛之海，琢磨切磋而后有以成之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此二子所言皆是也。故吾尝谓人曰：余幸而幼失怙恃，而余又幸有命之薄、缘之悭，以便吾之劳苦也。

叶公超敢于正视自己的身世：“幼失怙恃”而又“命之薄、缘之悭”，他以孟子、孔子的名言激励自己，懂得成大事者，必在痛苦中经受磨炼，决心自我振作，发愤图强，立志做对社会有用的人，以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他的“自振”精神践行了终生。这篇文章也让我们领略了百余年前南开学生的作文水平，观赏到中学生端正秀丽的楷书以及教师给予的“抒写心曲，笔下亦明达”的评语。

1920年8月，叶公超被叔父送到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尔宾纳中学读书，次年考入缅因州贝茨学院，一年后转入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专攻文学。1925年获学士学位后，赴英国研究英美文学，1926年获剑桥大学文艺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

上世纪30年代，叶公超在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以及天津《益世报》均有作品发表。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的消息传来，《大公报·文学副刊》代主编、叶公超的清华大学同事浦江清立即特约其撰文，“以志哀悼”。11月30日，叶公超的悼念文章《志摩的风趣》发表。文章围绕着徐志摩谈吐的风趣，描述了他的音容笑貌。叶公超说：“志摩的诗也许不及他崇拜的雪莱，但是他的幽默却远在雪莱之上。”他说：志摩“是爱一切生活的人”“是难得的一个永不败兴的人。无论作什么事体，他的兴致总比别人来得高些。看起来，他好像是从来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痛苦的人，其实他何尝没有领略过一些人生的烦恼；不过他和雪莱一样，尽管一面不满于人生，不满于自己，而目前的存在却依然充溢了勃勃的生气和不败的兴致。组织新月社，编辑《晨报》副刊，筹办新月书店，都是他最热心最起劲的事。为团体的事，志摩，他是不辞劳苦的。”叶公超说：“我总觉得志摩的散文是在他诗之上，他自己却不以为然，他曾说过他的散文多半是草率之作，远不如在诗上所费的功夫……志摩虽死，他的诗文仍在，后世可以无憾。但是我们所永久丧失的却是志摩的人，他那种别有的风范，那种温厚、纯直、豪爽的性格。”字里行间都是对好友的惋惜。当时学界中人大多认为徐志摩的“诗胜于文”，而叶公超则认为志摩的文比诗好，因为少受拘束，更率真、更有个性。

叶公超是新月派成员，与鲁迅先生没有交往，但是他对鲁迅先生却有客观评价。1981年，他于临终前写的《病中琐忆》一文中有言：“鲁迅死了以后，我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的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然后写了一篇长文，大约有一万多字，发表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晚年，他“特别想再重看这篇旧作，倒不是因为很多人骂这篇文章，而是里面提到许多人，许多事，毕竟年纪大了，总会常常怀旧”。他心心念念的那篇文章，就是《关于非战士的鲁迅》一文，发表在1936年11月1日天津《益世报》增刊“追悼鲁迅先生专页”上，全文近两千字。时隔四十余年，他对文章细节记忆有误也属正常。

叶公超从学术角度认为“非战士的鲁迅”对于中国文学具有“三方面的贡献”：一是小说史，二是鲁迅的小说，三是鲁迅的文字能力。他说：“我觉得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小说旧闻钞》，不但在当时是开导的著作，而且截至今日大概还是我们最好的参考书。其考证之精邃，论断之严谨，绝非其后蒋瑞藻之《小说考证》等等可相提并论。”他感受到鲁迅先生学术功底的深厚，认为对他的杂感文字，“你也许不同意于他的态度或语调，但你却难以不承认他所说的往往是深刻的，真实的”。谈及鲁迅的著作，他说：“鲁迅死后不到三日，北平各书店竟已没有他的书了，即《呐喊》《彷徨》等也一本都买不着了。”鲁迅先生的影响力是不言而喻的。叶公超“很羡慕鲁迅的文字能力”，说“他的文字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刚性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自己文字的美却是完全脱胎于文言的。他那种敏锐脆辣的滋味多半是文言中已有的成分，但从他的笔下出来自然就带上了一种个性的亲切的色彩”。叶公超的结论是：“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他对鲁迅先生文学成就的充分肯定与客观评价，至今读来仍掷地有声。

作为文艺心理学的学者，叶公超在天津《大公报》还发表了《〈欧洲文学小史〉》《文学的雅俗观》《“无病呻吟”解》《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等书评与文艺理论的文章，均以头条刊发，充分展示了他的文艺理论功底与独到的见解。（文/孙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