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稻耕文化是随着小站稻的种植和发展而形成的韵味独特的地域文化。因其具有开拓性、多元性和创新性等特点，使得小站稻耕文化在津派文化中亦占有一席之地。
虽然小站稻的称谓始于晚清时期，但小站地区的种稻史却可以追溯到宋辽对峙时期。公元989年，宋朝皇帝任命何承矩为“制置河北沿边屯田使”，开始种植水稻，实现军事防御与边界屯田相结合。此后，明朝的汪应蛟、徐光启，清朝的陈仪等人也曾试种水稻，但因缺乏水源，旋兴旋废，未能持续稳定发展。
到清同治末年，周盛传所部淮军驻扎马厂，并在新城附近垦田种稻。周氏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实地考察，提出“欲大垦海河南岸之荒，非由南运建闸，另辟减河”等主张。光绪元年（1875），周盛传部移驻小站，次年开挖减河下游。光绪六年（1880），又从靳官屯向东开挖减河，至达字站与此前所开的减河相接，并在河头“建五孔双料大桥闸”（即九宣闸），小站一带垦务由此迅速发展，“竭盛军十余年之力，始垦成熟田六百余顷”。由于南运河水“含有大量的游泥和腐殖质，为水稻生产提供了丰富的养分”，因此小站一带所产稻米清香适口，风味独特，被称为“小站稻”。
清末民国时期，因局势时有变动，小站稻生产发展缓慢，栽培技术相对落后。新中国成立后，小站稻的发展几经起伏，甚至出现了“改旱”的现象，直到1976年10月以后才又稳步发展。新世纪以来，小站稻在绿色化、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新进展。
随着小站稻种植业的发展，小站稻耕文化逐渐形成。“六个一”，即“一田、一馆、一街、一园、一水、一祠”的精炼概括意味着小站稻耕文化包含多方面的内容。其中，最具历史底蕴和特色的是小站稻种植文化和会馆文化。水稻种植文化是小站稻耕文化的基本内容，包括与小站稻种植业有关的遗址（如水闸遗址等）、遗物（水闸、农具等），与小站稻种植相关的民俗民谣民间故事（如水源三百粒的传说、月牙河的传说、蚌姑娘和小站稻等），小站稻种植经验的总结和传承等。民谣“小站来，好小站，收了稻子吃不上饭”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小站稻农的生活状况。民间故事《水源三百粒的传说》讲述了小站稻的一个代表性品种“水源三百粒”的起源。故事《蚌姑娘和小站稻》讲述了小站稻“洁白、光亮”“亮晶晶”的原因。
会馆文化是小站稻耕文化的重要内容，其核心是会馆、周公祠和庙会。周盛传率盛军在小站垦田种稻后，为便于驻军及家属聚会、敬神和娱乐，修建了会馆、全神庙（亦称新农寺）和戏楼。1919年，周氏后人重修庙宇并建立周氏祠堂（即周公祠），每逢初一、十五或逢年过节，周公祠香火不断，表达了人们祈祷风调雨顺、稻谷丰收和对先辈拓植屯垦的感念之情。例行庙会每年两次，日期分别为农历3月28日和7月28日，是小站独有的节日，由小站商务会出面请天津梨园行在周公祠戏楼唱戏，为期三天。其间，从小站大桥到会馆的大道两旁排列着广货、柳货，杂货、山货、农具等各种货摊和小吃摊，形成繁华一时的闹市。
此外，近年兴建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田（“一田”），吃、住、娱乐一条街（“一街”），米立方·水世界（“一水”）等现代元素也逐渐融入小站稻耕文化之中，使其内涵更加丰富。
独特的地缘优势、形成及发展过程，使小站稻耕文化具有一些比较突出的特点。
其一，小站稻耕文化具有开拓性。一方面，周盛传通过开挖马厂减河和修建九宣闸引来南运河水“宣泄田中积卤”，将“寸草难生”的“斥卤之地”改造为膏腴良田，为小站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周盛传在小站一带择营立基，建成18座屯营，在率军屯垦的同时“招民人领种稻田”，促使河北、河南、山东和安徽等地的农民向小站一带聚集，随后又修城门，盖住宅，修街道，招来商贩开设商店、贩运货物，使原先的荒凉之地变为新兴集镇，开辟了小站发展的新阶段。
其二，小站稻耕文化具有多元性。一方面，水稻种植文化、会馆文化、练兵文化、天津本地文化与外来文化（如来自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的方言）等在此融合发展。另一方面，在传承会馆文化等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融入“一田”“一街”“一水”等现代文化元素，进一步拓展了小站稻耕文化的多元性。
其三，小站稻耕文化具有创新性。一是在小站稻种植中不断总结经验，更新种植技术。二是在修建水闸等设施时结合实际引入新方法。例如，为防止水闸“倾圮垫淤”，将当地所产蚌蛤壳烧过后掺入碎石，浇上米汁后锤炼嵌入闸底，“以御冲荡”。这个方法后来一直被沿用。三是持续更新稻子的品种。小站稻的品种最初是由安徽等地引入，为适合盐碱地栽种的大红芒、小红芒、大白芒、小白芒、齐头白、葡萄红、葡萄黄等品种。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朝鲜、日本引入新粳稻品种。20世纪50年代初培育出“水源三百粒”等品种，80年代至90年代培育出“津稻1187”，新世纪以来又选育出“津原89”“津源香98”等新品种。
以上三个特点，与津派文化“多元包容、融通和谐、开放创新”的特色和精神气质有着明显的共通之处，从而集中体现了小站稻耕文化的“津派”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