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天津老城里，东城文庙、西城武庙，正合古代五行方位之说。后设的天津镇总兵官公署，是高级武官办理军事的衙门，地址本系天津卫旧署，恰好在鼓楼西，算是仍循文东武西的格局。

　　其简称镇署、总镇，又称镇台衙门。门前立牌坊，坊额“海天重镇”四大字，可谓提纲挈领——重镇之重，在于河海通津、京畿门户。

　　明万历、天启年间，为防倭寇、征辽东，“备兵防海”，天津两设巡抚，战略地位凸显，人员物资集聚，促进城市的发展。万历四十七年（1619）八月，明朝从浙江、山东调兵驻天津，由佥书王学书统管训练。转年，“总兵王学书”见诸文书。《明实录》载，天启元年（1621）六月，“铸天津总兵官关防，给总兵王学书”。这些材料证实，关于天津总兵官初设时间，旧志所记准确。

　　入清，仍设天津总兵官。

　　康熙年间纂修卫志，记镇署在重修，房屋“间数未定”。卷首载《总镇衙门图》，可见中轴主体建筑六进，八字形大门对着影壁，两侧各立旗杆、各设辕门。乾隆县志详载房屋150余间。有照壁、牌坊、鼓吹棚，有吏房、旗牌房，进大门有仪门相迎，有大堂配内官厅，二堂配厢房、书房，三堂配厢房。堂后为后楼。有科房、群房，东、西跨院有土地祠三间、井神祠一间，有军牢房。道光年间保甲图标其四至，东墙至北门里，后墙到府署街。

　　衙署前立旗杆，四大根而不是两根，以壮观瞻。津城百姓却生出笑谈，借《施公案》人物编故事，传说黄天霸为施世纶破过大案，被派来做天津总兵，遭刺杀。凶手行刺时，藏在衙门旗杆斗上。这以后，就把旗杆斗改成平面的圆板，与别处不同。

　　署内不都是砖墙瓦房。雍正时，张三让到任两个月，二堂后西厢房烧火暖炕，火过猛，引燃了泥巴秫秸墙。后院着了一把火，大堂上又立不起官威，加上扣兵饷做号衣失当，直隶总督杨鲲以“镇臣关系封疆，天津实属要地”，请朝廷换人。雍正采纳。也是雍正朝，镇署里有过焚香谢恩的场面。总兵岳超龙是岳飞后代。那年，御赐瓷器一匣，他“出郊跪迎到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递上谢恩奏折，雍正赏的荔枝又到了天津。再次谢恩表决心。不久，雍正提拔岳超龙为湖广提督。这两位际遇不同，都存细节，可供了解镇台衙门及其主官。

　　据乾隆年间县志，天津镇营的防区包括顺天、永平、河间、天津四府所属42州县，其中有通州、霸州、涿州、滦洲、景州、沧州6州，宛平、保定、献县、吴桥、庆云等36县。作为天津镇首领的总兵，秋风萧杀之际，霜降祭旗纛，展示尚武。清代《津门竹枝词》：“农余讲武孟冬交，镇宪威风果不淆。霜降良辰虔祭纛，喜神迎谒在西郊。”城西运河畔设有教军场，北岸有旗神庙，总兵检阅演兵场，即诗句所谓“镇宪威风”。

　　每天在城里上演，则有颇具仪式感的另一幕。清晨，鼓楼钟敲54杵，镇台衙门应之，鸣炮发令，值守城门的卫兵闻令打开四门。城乡社会生活的节律与城防管理，以撞钟、鸣炮的方式相结合。

　　据民国时期《天津县新志》所列，从顺治到宣统，清代来任总兵官者90余人。一些人为津沽留下史痕。

　　仅讲康熙年间两人。总兵赵良栋修城墙，工程中更换城门匾，分别为“北拱神京”“东运沧海”“南达江淮”“西引太行”，这是四面城第二组城门匾额。又建闸使海河潮水环绕城池；在南城墙筑水门，引水入城，改善城区环境。还曾盘活城外明末修造的七座炮台。这些炮台，后被“天津卫，三宗宝”民谣所传诵，“津门八景”名其为“七台环向”。

　　总兵蓝理，福建人，是随施琅征台湾的猛将。由宣化总兵移镇天津，任上躬先士卒，在城南至贺家口一带垦田，“召闽浙农人督课其间”，传授种稻技术，康熙赐名“蓝田”。又请僧人成衡建庙于田畔，方便耕者礼佛，也是乡谊聚会之所，寺名普陀。后康熙题匾，称海光寺。城西原有海潮庵，道光年间并入文昌宫，进而归入辅仁书院。海潮庵也与蓝理有关。匾额“南海行宫”，书法圆厚有力，蓝总兵所题。

　　民国初年，镇署成旷场，留下镇署大墙胡同、镇署西箭道等地名。后来开了家天瑞煤厂，形成天瑞胡同。那里地势上坡，大约是官衙所遗地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