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工作便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河北区文保工作人员使用无人机拍摄文物顶视图。本报记者 田莹摄
河北区文保工作人员拍摄汤玉麟旧居内景细节。本报记者 田莹摄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历史是一座城市的记忆，文物则为城市的灵魂注入了血脉和肌体。盛夏时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多个现场，工作人员正在挥汗如雨地为全市不可移动文物进行“专项体检”。他们手中的设备不再是普通的工具，而是连接历史与现代的纽带，每一份数据的收集、每一次审核的完成，都是对历史的一次深刻致敬。
自5月16日天津市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以下简称“四普”）实地调查启动开始，文物保护工作便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为何要进行“四普”？文物普查具体怎么“查”？这次“普查”有什么新特点？文物保护工作者又做出了怎样的努力？近日，记者走进“四普”现场，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
四普推进
文保工作进入大众视野
大雨过后，地面上的积水被炽热的阳光一照便蒸腾了起来，闷热的三伏天，谁不想一头扎进空调房里享受清凉呢，但是一大早河北区文物管理所的文保干部们又背起设备出门了。
“现阶段的外业调查主要是针对‘三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文物做一轮复查。今天的目的地是民主道40号的汤玉麟旧居，是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文保干部陈天然边走边向记者介绍。来到汤玉麟旧居的门前，工作人员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对建筑本体进行拍照，包括建筑四个方位的全景图、内部细节图和航拍顶视图；另一路则用测绘仪器对建筑进行打点绘制、测量本体边界和三维激光扫描等工作。看着这些文保人员熟练地使用各种设备进行打点、测绘，很难想象他们是在三个月前才刚刚完成集中学习和培训。“大家的专业背景大多是文博和历史类的，这次参与‘四普’是对我们整支队伍能力的全面提升，更是我们全面深入了解文物现状、与文物所属单位建立密切联系的契机。”河北区文物管理所所长徐燕卿表示。
随着“四普”外业调查的进行，越来越多的市民注意到了这支特殊的队伍。陈天然告诉记者：“过去老百姓对文物保护的概念可能仅仅来自于建筑外墙上悬挂的一块块标有‘文物保护单位’和‘天津历史风貌建筑’的大理石铭牌。如今，在外业测绘过程中，经常会有市民对我们的设备感到好奇，对‘四普’表示关注。不经意间，这也成为我们进行文物保护宣传的又一种方式。”
也许有人会问，不可移动文物一直矗立在那里，之前的普查也早已记录存档，如果不是新挖掘的考古墓葬，还有必要再查吗？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共完成了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间隔都在25年左右，2007年的“三普”距今也已经17年了。“最近十几年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市建设大提速的时期，虽然这么多年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在逐渐增强，但在这一过程中，各省市文物的数量和现状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变化，甚至有的文物出现了灭失的情况。保护文物首先要摸清‘家底’，这次普查是非常必要的。”徐燕卿介绍说，“同时，文物是历史的载体，是有时代性的。随着认知的提升和对重要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一些老房子、老建筑可能会被赋予新的历史意义，那么它们就会被认定为文物。加之这次普查细化了文物类别，将文化景观纳入普查对象，同时放宽了有重要历史纪念意义建筑认定的标准，可以用遗迹和遗址来代替。这些变化和修订使我们在‘四普’中能够发现并认定更多的文物，从而更好地保护这些不可移动文物。”
技术革新
让“四普”更高效精准
作为为数不多的连续两次参加全国文物普查的文保人，徐燕卿感触颇深：“17年过去了，文保工作者几乎更新了一代人。2007年参与‘三普’时我才上大学四年级，正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正是这段经历让我坚定了未来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信念。”
当然，相对于人员的变化，“四普”中技术和设备的革新更是翻天覆地。回忆起“三普”的经历，徐燕卿告诉记者，当时智能手机还没有普及，GPS手持定位系统甚至在打开半个小时之后才能接收到信号，而且经纬度和海拔高程定位也极不准确，后期录入和修正的过程非常繁琐，效率很低。“不仅如此，‘三普’时因为没有航拍设备，不少建筑都缺少顶视图，这对我们天津的小洋楼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徐燕卿进一步解释说，“对于文物建筑，没有顶视图会遗漏很多重要的信息，这些遗憾可以通过‘四普’而得到弥补。”
普查工作中，获取文物的经纬度和海拔数据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设备性能的大幅提升，“四普”对于勘查数据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了。“我们现在主要使用手持北斗定位数据采集终端和RTK（实时差分定位）两种设备测量点位的经纬度坐标以及高程等信息。‘四普’还使用了三维数字化技术，在不接触文物本体的情况下，能够记录真实、完整的文物现状信息。更加规范的信息收集，也便于我们的数据与国土规划数据纳入‘一张图’，这也意味着文物保护也不再是文保部门的‘单打独斗’，而是与城市建设规划进行一体化管理。”徐燕卿表示，“此外，‘四普’还要求更多细节照片，让文物信息更加完善，就像是对文物的全面‘体检’可以帮助我们更加详细地了解文物，从而更好地进行保护。”
虽然经过了几个月的系统和集中的培训，但在实际操作中，文保干部还是会遇到一些难题。“你看，有些文物的外檐较大，或者周边受茂密的树木和高大建筑物的遮挡，都会影响设备对卫星信号的接收，导致点位测量精度不足而出现偏差。这就需要我们后期在专业的软件中通过更专业的绘图和测量来间接推算出正确的点位坐标，这对于没有学过专业测绘的人来说就很难了。”河北区文保干部戴萤一边操作手持定位设备一边向记者演示着，“说到这，一定要感谢我们的‘外援’，来自各大高校的师生志愿者们。他们在技术和人才上的全力支持，让这次普查更精准、更高效。”
校地合作
大学生“四普”一线过暑假
正如戴萤所说，在普查现场活跃着的高校师生志愿者，是“四普”外业调查一线上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天津城建大学建筑学院学生车丁就是其中的一员。
“能够参与全国文物普查工作，真的十分幸运，同时这也是我走出校园参与社会实践的一次难得的机会。”车丁对记者说。外业调查无疑是辛苦的，每次出现场，车丁手机上记录的步数都会直线飙升到几万步。“进入暑期之后，外业调查更加辛苦，但是大家参与的热情并没有因此而减退。我们的志愿者团队中留在天津的同学仍然跟随各区的文保干部们忙碌在外业现场，假期回家的同学则承担了部分文物资料搜集和整理的工作，对‘四普’进行远程支持。”
车丁的学姐赵晋怡即将在今年秋天升入毕业班，有过更多的社会实践和实习经验。对比过去的经历，赵晋怡坦言没想到“四普”的内容会如此丰富：“除了现场测绘外，从前期的文物史料搜集到后期的文物信息数据整理都有涉及。”更让赵晋怡感到难得的是，他们还参与了对新发现不可移动文物线索的调查和论证。“尝试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一座建筑的价值，在文物认定的过程中贡献一份力量，让我对‘文物记录过去、映照当下、启迪未来’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赵晋怡对记者说。
作为最早参与天津市“四普”外业调查的志愿者团队，天津市城建大学投入的人员和设备都是最多的。“鼓励广大师生参与“四普”，为基层普查队伍提供人力、智力和设备支持，通过文物保护实践的深度参与，有利于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承和复合型人才培养，是我们进行校地合作的一次有益尝试。”天津城建大学“四普”志愿者团队负责人、红色文化遗产研究院（以下简称“红研院”）副院长兰巍表示，“我们这支跨学科的科研团队将充分运用专业知识对‘四普’成果的深化、运用、宣传做支撑，让那些积淀历史文化信息的建筑遗产成为最生动的大思政课堂，为天津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贡献。”
保护中发展
盼老树开新花
开展全国文物普查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有充分、全面地掌握文物现状信息，才能为后续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参考，才能通过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
“四普”开展以来，河北区新增的不可移动文物线索多达二三十个，其中一部分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李大钊的母校北洋政法学堂旧址就在河北区志成道33号，这里是他求学六年、革命思想启蒙的重要之地。此前因原建筑经历战火而有过重大改建，后又用作他途，没能被认定为文物。随着今年文物认定标准的变化，这里作为重要革命遗迹、遗址，大概率会被认定为重要革命文物。”徐燕卿告诉记者，“完成认定只是文物保护的起点，下一步要如何充分发挥‘北洋政法学堂’的红色教育功能，是我们更重要的任务。”
从“闭门保文物”到“开门用文物”，在河北区带有新生与希望的“文化院落”越来越多，意大利风情区成为新型消费场所和精品旅游线路、梁启超纪念馆改造升级、曹禺旧居推出“沉浸式演出”、东天仙戏园旧址重启演出功能、觉悟社旧址赓续红色基因……“其实不止是河北区，近年来天津市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吸引了一批有情怀、有专业、有实力的社会机构参与到文物保护利用中来，为文物量身订制了既还原历史风貌、又有吸引力的活化利用方案。”徐燕卿告诉记者，“当然，这也对我们文保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持续开展文物认定与保护、统筹做好文物的修缮和安全监管，更要不断推陈出新，让文物故事融入百姓生活，使城市文脉得到传承和发展。”
